江南华南等地周末雨势强劲局地有特大暴雨 北方气温逐渐回升

(17)逐私利是功利境界者的行为动机，之所以定性为私，是指利之目的而不是结果。

简而言之，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世界并非是由一个个事物（thing）的简单罗列或堆积组成的，而是实在的总体。如前所述，围绕在基础规范等核心概念的迷思及批评，需要在元理论层面上解决相关问题后才能得到根本性的回应，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对凯尔森进行理论重构。

[54]如前所述，在维氏的早期思想里，认知对象的活动以及意义的产生都是在语言活动这一场域中进行的，语言既是存在之家，也是意义之家，因而意义世界就是通过语言表达和对意义的理解建立起来的。法律规范的创生虽然必不可少地要与特定的意志行为发生关联，但法律规范的本质却独立于此种意志行为，同时也独立于做出此种意志行为的个人的认知视角或信念。而将康德哲学与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结合，则可提供一个基本模型用以阐明意义世界的基本结构。因此，我们在进一步理解句子所表达的思想时，总要询问句子的意谓，亦即该句子所表述的内容的真假。而这一点的进一步证成则有赖于先验论证。

摘要:  作为20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法哲学理论之一，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在提供了诸多洞见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困惑。那么，事实与事物是什么关系呢？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其他场合的表述，事实就是对事物的描述，因此事实本身就是对事物的一个认知判断。具体来说可以采取如下操作方案。

但随着电子身份认证信息系统与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网络内容分级制度已经具备了技术保障。留存与监测、记录网络运行状态、网络安全事件有关网络日志不少于6个月（第49、28、21条）。考虑到内容分级管理制度与现行内容管理制度从技术、立法到服务协议等方面都有许多地方需要衔接，笔者建议在网络游戏平台和网络直播平台先行先试内容分级管理制度，如果运行效果良好，再推广至其他内容服务提供平台。这3个中心分别是国家网信办、公安部和工信部。

[14] 最后，应坚持法律保留原则。尽管《网络安全法》第47条的立法目的可能是担心挂一漏万，但它所导致的结果却很可能是九不准被无限扩大。

[4]总体说来，根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除国家网信办外，至少有以下部门有权对网络非法有害信息进行规制：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工商总局、知识产权局等。此外，地方网信部门的执法能力也有待提升。其次，应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豁免做出明确规定。[17]陈道英：《ICP对用户言论的法律责任》，《交大法学》2015年第1期。

由此，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应对用户言论进行全面审查，[9]而且在审查过程中还必须承担与执法机关的专业人士同样的注意义务。根据学者的统计和分析，在网络内容治理上各国家机关之间形成的中心-边缘型网络中有3个中心，而不是1个。对于《侵权责任法》第36条所规定的通知-删除规则存在的缺陷及其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4-17条所规定的通知-删除规则之间存在的区别可参见秦洋、盛星宇：《论通知-删除规则的重构——从版权到其他领域的思考》，《网络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从法治的角度出发，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网络安全法》第47条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修改为其他法律。

正如学者所言，如果发生问题就通过刑法解决，最终国家与社会将会疏而忘记如何寻找有效的公共治理对策。然而，《网络安全法》的施行并未终结网络非法有害信息的存在。

《网络安全法》则在第12条对网络非法有害信息的界定进行了进一步明确，规定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必须明确，信息内容的规制是一个法律问题，而非道德问题。

[7]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例如尹建国：《我国网络有害信息的范围判定》，《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期。然而从技术层面来看，要实现保护青少年利益这一正当的立法目的，除了全面禁止所有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信息内容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对基本权利限制更小的规制手段，那就是依照信息内容适合的用户年龄层次对信息内容进行分级管理。（一）1+X治理体系尚不稳定 根据《国务院关于授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的通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网信办）负责全国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并负责监督管理执法。另一方面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也造成了一种不安定的状态——从理论上来说，网络服务提供者即使是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采取行动也仍然可能需要为之承担法律责任。对于网络有害私信息，则应将其理解为所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这一方面导致了事实上网络服务提供者管理信息内容的决定一经做出就是终局的，用户权益难以得到救济。

[16]此时即应采用理性人标准：如果网络运营者在接到投诉、举报或侵权通知后，对标的信息经判断认为不属于非法有害信息而未采取处置措施、且这一判断符合理性人判断的，即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该办法规定制作、复制、查阅、传播网络非法有害信息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如果网络运营者删除、屏蔽的信息经法院认定确实不属于言论自由保护的范围，那么网络运营者就无需承担法律责任。[11]谢天长、何炜炜、陈晗婧：《网络语言暴力治理的法律对策》，《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同时，该办法对未对用户发布的信息进行审核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也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四）理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 首先，应该停止一刀切的做法，区分三种发现的情形来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

网络属于法律规制的对象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的共识。但在其余两种情形下却并非如此。[14]网络有害私信息的概念参见尹建国，前引文。如果能够将国家网信办提升至与国务院部委平级，丰富和提升地方网信部门的执法能力，那么网信部门的统筹协调作用将会得到切实的保障，1+X体系也将有望实现。

在民事侵权领域，《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发现（明知）其平台上存在非法有害信息（侵权信息）或接到被侵权人的通知时负有删除该信息的义务，否则即应与侵权人承担连带侵权责任。第一，当网络运营者根据主管部门的通知处置非法有害信息时，因网络运营者不得拒绝主管部门的要求而负有执行的法律义务，所以网络运营者不应就其管理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而应由主管部门对网络运营者的上述管理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为了统一网络执法的依据、提升网络执法权威，《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对各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了总结和肯定，为确定违法者所应承担法律责任树立了基本原则。对网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予以配合。

[16]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是在通知-删除规则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仍需对通知中所指侵权情形进行判断，而非接到合格的通知后即应一律删除。其中，在第二种情形下，无论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基于第三人的投诉举报，还是基于被侵权人的通知而发现非法有害信息，它都需要对该信息是否属于非法有害信息做出判断。

[2]本文中的网络运营者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基本同义。国家网信办虽然有国家最高领导人领衔的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作为其权威性支撑，但要终结网络治理上政出多门、重复监管的情形也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4）对于被评定为仅适合于成年人浏览级别的，应该参照金融类平台的认证程序要求用户访问时进行双重身份认证，其中之一应为动态面部识别，以确保实际使用用户与登录用户身份的一致性。秦涛：《法治视野下的网络环境治理》，《黑龙江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此外，虽然刑事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立法设计基本上是适当的，但是法院在刑事责任的认定上还是应注意尽量谨慎。考虑到互联网信息量庞大、更新速度迅捷，[10]这种责任设置无疑是过重了。

（二）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内容治理义务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明确规定从事互联网业务的单位要依法开展活动，发现互联网上出现违法犯罪行为和有害信息时，要采取措施，停止传输有害信息，并及时向有关机关报告。很显然，发现网络非法有害信息是网络运营者履行上述义务的基础。

言论自由本为宪法权利，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也须能通过合宪性审查。[12]应该说，《网络安全法》对国家网信办的赋权已经走出了最为重要的一步。